拍品名称：

何绍基 隶书临《张迁碑》第八十六通

图录号：

123

年代：

1862年作

艺术家：

何绍基

材质：

手卷 纸本

作品分类：

尺寸：

33.5×1100cm

估价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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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交价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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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卖公司：

北京翰海

拍卖会名称：

2015秋季拍卖会

专场名称：

海上旧梦—海上藏家藏中国书画

拍卖时间：

2015年11月27日-29日

备注：

声 明：

钤印：何绍基印、子贞
款识：壬戌又八月十九日早，八十六通临竟。蝯叟。
鉴藏印：李氏仲云珍藏书画图章
签条：何子贞《张迁碑》，计廿四开。何绍基临《张迁碑》析
鉴藏印中“李氏仲云”为李仲云（1824—1881），据《光绪湖南通志国朝人物志长沙府湘阴县》记载，李概（1824—1881）字仲云，清湘阴人，李星沅次子。清咸丰六年（1856）叙员外郎，以道员即选，加盐运使衔。为何绍基媳兄。曾有何绍基《题李仲云藏瘗鹤铭旧拓本全幅》及何绍基《致李仲云函》言及临写《道因碑》一事。据《中国书法文化大观》何绍基条目载：“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）他为姻亲李仲云（即李星沅次子李概）写小楷《黄庭内景经》3250字，拟刻石刊于芋园，刻者以笔画细不容刀，乃再索《黄庭经》1223字，刻之，现两册完好如新。”衡阳在芋园与李氏旺族交往深厚的湖湘文化人士，目前能见之诗文、书札手迹者有王闿运、左宗棠、郭嵩焘、李元度、许瑶光、张自牧、彭玉麟、何庆涵、何维朴、何维棣、徐树钧、瞿鸿禨、张百熙、谭钟麟、谭延闿、朱昌琳、王先谦、陈三立等（其中多人为亲戚）。此外，还有柯劭忞、俞樾、陆润庠、胡镢、方鼎锐、吴庆坻、许增、王福厂、丁仁等非湘籍文化名人。
李星沅（1797—1851），字子湘，号石梧。共有五子，长子李杭、次子李概（即李仲云）、三子李桓、四子李榛、五子李梡。这里首推李星沅的长子李杭。李杭（1821—1848），字孟龙，号梅生，五岁能诗，幼年随父赴京，得父执何绍基、汤鹏的真传（何、汤均为李星沅的亲家，李星沅长女李楣嫁何绍基长子何庆涵为室，汤鹏的长女嫁李星沅次子李概为妻，三家关系极为密切），其诗风深受汤鹏影响。李杭于道光二十四年考中进士，并入选翰林院任编修，一时李星沅、李杭父子翰林，声震湖湘，传为佳话。
何绍基一生无间临古，于楷、行、草、篆、隶诸体无所不涉。他最初植根于颜真卿，后痴于《张黑女墓志》、《瘗鹤铭》。小楷从《小字麻姑仙坛记》入手，后属意《黄庭》、《乐毅》。在行书方面，何绍基根砥鲁公《争座位》与北海《麓山寺碑》，对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、《圣教序》也时时把玩临写。在篆书方面，何绍基“廿岁时，始读《说文》，写篆字”。对《说文》的学习，或许是出于治学的需要，然同时却增强了他对文字演变与篆法的了解。其后，特别是晚年，他先后临习过《石鼓文》、《毛公鼎》、《楚公鼎》、《宗周钟》、《叔邦父簠》等多种金文。在隶书方面，何绍基下的功夫最大，马宗霍尝曰：“猿叟于分书博览兼姿，自得之勤，并世无偶。”何绍基仅流传至今的临本就有十余种之多，如《张迁碑》、《礼器碑》、《衡方碑》、《曹全碑》、《乙瑛碑》、《西狭颂》、《史晨碑》、《华山碑》、《石门颂》、《武荣碑》等。
何绍基临古之精勤，常为世人称道，曾国藩在其家书中尝谈及：“讲诗、文、字而艺通于道者，则有何子贞，……何子贞世兄，每日自朝至夕总是温书。三百六十日，除作诗文时，无一刻不温书，真可谓有恒者也。”马宗霍在论及其临古时也说到：“暮年分课尤勤，东京诸石，临写殆遍，多或百余通，少亦数十通。”向燊亦记曰：“猿叟博洽多闻，精于小学，书由平原兰台以追六朝秦汉三代古篆籀，回腕高悬，每碑临摹至百通或数十通，虽舟车旅舍，未尝偶间，至老尤勤。”
从何绍基传世大量临作中不难发现，早年的临作不无形似，晚年的临作则鲜有形似者；对于同一碑帖的临习，其始尚有形可言，而随着遍数的增多则愈显无相可求。何绍基对形神的关系亦不乏深见，他曾谈到：“古人刻石，先神气而后形模，往往形模不免失真，神采生动殊胜，后人刻石，专取形模，不求神气，书家嫡乳，殆将失传。描头画角，泥塑木雕，书律不振，皆刻石者误之也。”由是可知，何绍基特别注重神的把握，抓住了神便不失胜算。观其临作，在形的把握上有时相差无几，如临《道因法师碑》、《麓山寺碑》、《争座位稿》等；有时却大相径庭，如临《兰亭序》、《自叙帖》、《张迁碑》等，而对于神却是无不中的。在临摹的后期，何绍基以意为出发点，纯以意行，由于原碑帖之意与自我之意是同一个意（即篆分古意），这时已分不清此意的来源是原碑帖还是自我，因而说是临摹亦可，说是创作亦不为过，临摹与创作此时已没有明显的区别。
《张迁碑》为汉末名碑，亦称《张迁表颂》。
何绍基曾用心临习《张迁碑》一百多遍，形成了自家风貌。可谓“一日有一日之境界”。
何绍基晚年涉猎临习隶书，采用苏东坡的“八面受敌”以读书方法去临写《张迁碑》，将数年的书写功力、书写经验贯注其中，名曰临习，实为创作。何绍基的隶书临作，既有深厚的汉碑功底，又形成了自己既超逸多姿又有个性意趣的新风貌，具有一定的时代风范。
在清代隶书书法史上无疑占有重要地位，很多书家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梁启超曰“酷爱其八分，叟盖善以草势作分书也”（《饮冰室合集》）。谭泽闿评论何绍基的隶书，认为“六朝而后言八分，无能过者”。马宗霍评其临汉碑曰：“东京诸石，临写殆遍，多或百余通，少亦数十通。每临一通，意必有所专属，故一通有一通之独到处。”又曰：“每临一碑，多至若干通，或取其神，或取其韵，或取其度，或取其势，或取其用笔，或取其行气，或取其结构分布。当其有所取，则临写时之精神，专注于某一端，故看来无一通与原碑全似者，昧者遂谓猿叟以己法临古。不知猿叟欲先分之以究其极，然后合之以汇其归也。”沙孟海先生对何绍基的隶书甚为佩服，说：“何绍基各体书，隶书第一，真书还在其次。他的隶字的好处，在有一缕真气，用笔极空灵，极洒脱，看过去很潦草，其实他并不肯丝毫苟且的。至于他的大气盘旋处，更非常人所能望其项背。他生平遍写各体隶碑，对于《张迁碑》的功夫最深。”（《沙孟海论艺·近三百年的书学》）。用此法临古，看似与原作大相径庭，得之甚少，其实这正是何绍基的高明之处。
何氏临写的此八十六通《张迁碑》有以下艺术特点：
（1）摒弃了世俗隶书中装饰华美的成分，重其神韵，全力以己意为之，一反汉隶方扁横势的旧习，以纵势为主，布局疏朗开阔，气脉贯通。如“对于啬夫”四字。
（2）运笔浑圆，婉和韵雅，古拙朴厚，具有浓厚的金石味。起笔回锋藏头，致使多处出现涨墨现象。改原碑中“左低右高”的横画为“左高右低”，如“有”“在”等字；且所临写的“口”字的横折笔画，几乎都是在横画结束时再另提笔藏锋行笔，竖画高出横画些许，如“里”“昆”“用”、“高”等字。
（3）何氏结字大胆随意，几乎字字不平稳，但整体和谐统一，并把行草书的笔意渗入到他的隶书中去，笔毫铺开，行笔速度较慢，运笔迟涩，欲行还止，并不时加入颤笔的动作，如“年”“功”等字，从中可以感受到他的这种行草书的笔意，充分体现了何氏在书法学习上融会贯通的本领。
何氏临《张迁碑》目前发现的出版及拍卖有（按通数先后次序）。
（1）民国二十二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大本十册之一，款写“临三十二通竟，共三日，猿记”收藏印为“瓶斋藏”。
（2）《中国书法家全集何绍基》崔伟著。
2002年出版及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再版，款为“壬戌七月十九，六十通竟”“平斋仁弟”上款。
（3）款“壬戌八月二日，六十三”2012年北京嘉德拍卖品。
（4）第六十四通。2013年北京嘉德拍卖品。
（5）“七十八通，壬戌仲秋晦”2011年北京匡时拍品，86万成交。
（6）第九十三通。2013年秋，香港佳士得拍品，成交87.5万港币。
（7）《何绍基墨迹大观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?巢伟民著。款为“九十六通，蝯叟。”